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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人们时常能遇到北极燕鸥，它会盘旋在“入侵者”周围，用叫声“驱离”任何企图接近它巢穴的人。北极燕鸥是世界上旅行距离最长的生物，它们每年往返于南北极之间度夏，飞行距离可达4万公里。这种寿命长达20多年的鸟类，终其一生要飞行上百万公里。
而在南极和北极，北极燕鸥经常遇到的也大概是同一群人：极地科考队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极地科考队员也和北极燕鸥一样，我们的‘家’就在极地。”中国北极黄河站站长胡正毅说。
从南极到北极
夏季的新奥勒松，哪怕是午夜，阳光依旧刺眼。这个位于斯瓦尔巴群岛上的最大岛屿——斯匹次卑尔根岛西北部的小镇，地处北纬79度，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点，也是科学界闻名的极地“科考圣地”。每年夏天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不仅有科学家，还有不少坐着游轮来北极的游客。
2004年7月，一对产自河北曲阳的石狮“落户”新奥勒松，标志着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正式建站。20年来，作为中国北极科考的“大本营”，黄河站累计接待了660多位中国科学家，他们在这里进行冰川、陆地、海洋、大气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实验，为研究极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着“中国力量”。
胡正毅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015年，从吉林大学毕业不久的胡正毅加入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2010年，国家海洋局启动了南极“冰穹A”深冰芯钻探项目。在导师的引荐下，他加入这个项目，专门学习极地冰芯钻探技术。此后，冰川学成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2012年，胡正毅第一次前往南极参加极地科考。他回忆起那次旅行时，依然很激动：“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一切都那么新奇和震撼。南极的冰雪世界和我之前所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纯净而神秘。”
从上海出发，胡正毅和队友们乘坐“雪龙”号破冰船，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穿过颠簸难熬的“死亡”西风带，最终抵达中山站。胡正毅回忆说：“船上的队员们兴奋地在甲板上眺望南极。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我们内心充满了期待。”
在中山站短暂休整后，科考队员们继续前往昆仑站。昆仑站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是南极洲海拔最高、气候环境最恶劣的科考站。“车队穿越了无尽的冰原，沿途的风景壮丽而单一荒凉，跟海边完全不同。每一寸土地都覆盖着厚厚的冰盖，这里与数万年前的样子并无不同，时间仿佛静止了。”
昆仑站的艰苦环境给了胡正毅一个“下马威”，这里海拔4000多米，堪称“极地屋脊”，含氧量仅为平原的一半，夏季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冬季更是低至零下七八十摄氏度。这里也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比撒哈拉沙漠都要干燥。
由于缺水和寒冷，洗脸洗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别提洗澡了。为此，大部分队员会将头发剃光，胡正毅和队友们创下了连续76天不洗澡的“纪录”。在昆仑站，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经常要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中进行采样和实验。“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每当我们取得新的科学数据，看到冰芯中揭示的信息，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2年来，胡正毅累计参加了11次南北极科考任务，足迹遍布除秦岭站和长城站外的所有南北极科考站。
从冰川的退缩，揭示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黄河站采访期间，记者与胡正毅一起去冰川取样。一行人先乘坐小艇，在布满浮冰和冰山的海面上艰难穿行20分钟，再徒步前往冰川。早上9点出发，下午7点才返回站里。记者的登山鞋被冰水浸泡后彻底“报销”，尽管如此，也只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观测取样站点。
“你走得太慢了！”胡正毅告诉记者，如果去最远的冰川取样点，可能要花10多个小时走上20多公里。夏季的北极并无昼夜之分，24小时都是极昼。有时候上午出发，虽然回来时太阳仍然高悬，但已是凌晨两三点。
2016年，胡正毅首次来到黄河站科考。北极与南极虽然同样是冰雪覆盖的极地，但一个是大洋，一个是大陆，在环境和生态上有着很大不同。此外，黄河站所在的斯匹次卑尔根岛有超过1/3的面积被冰川覆盖，是研究极地冰川的理想场所。“北极的冰川和海冰的变化更为显著，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更大。相比南极，北极的生态系统更为多样化，这为冰川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胡正毅说。
极地科考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挪威极地研究所生态毒理学负责人盖尔·加布里埃尔森教授告诉记者，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这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警示和预测作用。“在斯瓦尔巴群岛，由于气温急剧升高，原本纬度更南地区的生物正在‘北移’，极地生物则迁往更北部的地区。这一现象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在极地显现，其对全球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尚未可知。”
“在黄河站，我们每一项工作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胡正毅介绍，“比如说冰川监测，我们通过观测冰川的变化，可以直观地看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冰川的面积和厚度变化、冰川末端的延伸或后退，都是气候变化的直接证据。另外，陆地生态和海洋生态的研究也同样重要。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系统的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在北极地区看不到的小飞虫，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说明气候正在变暖，生态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北极污染物研究也进入了中国科学家的视野。今夏在黄河站驻站的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红颖教授正在进行一个由中国、挪威、美国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她告诉记者：“我这次来北极的实验任务是对北极地区海洋及大气中的微塑料进行检测和溯源，如果微塑料已经对极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那就意味着地球上很难有完全不被微塑料影响的净土了。”
“往大了说，气候变化影响全人类，往小了说，对我们的极地研究工作也有影响。”胡正毅说，这些年来，黄河站检测的冰川每年退化几十米到100米，科考队员现在上冰川，往返比8年前他首次来北极时要多走两三公里。“未来冰川离海面更远，我们要走的路就更多了。”
注意安全，但不惧危险
在黄河站外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竖着一块“北极熊危险”的警告牌，要求人们必须配枪才能离开新奥勒松镇区。
“我从未想过危险会离自己这么近。”科考队员、同济大学博士生武小涵告诉记者，6月15日，在她抵达黄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奥勒松管理方发布的北极熊警告：有一头北极熊在距离黄河站不到1公里的小岛上活动，随时可能对科考队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6月25日，另一头北极熊又出现在相近位置。
“对我们这些新队员来说，附近有北极熊很兴奋，但那些有经验的科考队员都很严肃。”首次来极地参加科考的武小涵说，所有队员被告知必须待在站内，以避免刺激北极熊。“他们把安全看得比什么都重。”
在极地科考中，危险无处不在。除了不时出没的北极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临的暴风雪等都会对科考队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与北极相比，南极的恶劣环境还体现在极寒和干燥的气候上。胡正毅和队友们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低温中工作，经常面临冻伤和紫外线的伤害。每次从南极科考结束，胡正毅的脸和手几乎都会冻伤，皮肤脱落一层又一层。极端的极地气候，考验着科考队员的身体素质，更考验着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凌晨两三点在雪坑中采样是常有的事情，‘地吹雪’打到脸上，灌进衣服里，那种冷很难形容，为了获得符合采样标准的样品，无法穿戴厚手套，队员们只能进入车内稍微回暖一下。因此，一趟采样下来，手会反复冻僵。”胡正毅回忆道，“后来队员们有经验了，会把‘暖宝宝’贴在脚上、腿上、腰上，确保自己不至于那么冷。但即便如此，工作结束后，队员们的手脚还是会出现严重的冻疮。”
极端工作环境对身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正毅的腿部因为长期在冰雪上跪趴工作，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他的膝盖现在走路有时会突然顿住，这是因为长时间的极地工作造成的职业病。
对家国的责任与使命
常年在极地工作，意味着对家人的亏欠。胡正毅和黄河站机械师许浩都错过了孩子出生的重要时刻。如今，科考队员虽然已经可以每天与家人视频通话，但屏幕上的问候并不能代替身边的陪伴。“有时候家里有急事却帮不上忙，心中总有愧疚。”胡正毅说，自己孩子出生时的那次极地科考中，有个施放氦气球的环节，科考队员们将自己的愿望写在即将升空的氦气球上，刚为人父的他为早产50多天的儿子写下四个字：“健康成长”。
家庭的支持是科考队员的重要动力。胡正毅告诉记者，妻子非常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知道这是他的梦想和事业。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儿子讲极地冰雪世界的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会带一些极地的小纪念品给他，让他感受到爸爸的工作是多么特别。”
“在南极和北极，我们不仅是科考队员，还是国家的代表。科考队员在极地的研究成果，同样展示了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为国际极地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胡正毅告诉记者，每次参加极地科考任务，自己都深感责任重大。“正因为如此，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有危险，但结束工作回到站里，看到门口黄河站的牌子，看到会议室里鲜艳的五星红旗，便感到自己为中国极地科考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中国极地科考工作者的专业精神也得到了不少国外同行的肯定。挪威极地研究所特别顾问金·霍尔门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2004年黄河站成立时的场景。他是黄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参与了建站前的预备会议。他与不少来黄河站科考的中国科学家成为挚友，进行广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来黄河站从事科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非常勤奋，待人温和谦虚，他们为极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霍尔门说，他和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乐意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我相信，通过与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研究，我们可以预测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
胡正毅是中国极地考察事业不断发展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参加极地科考12年来，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极地科考站数量不断增加，科研设备和保障条件不断改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身为一个中国极地科考人，我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和自豪。”（记者张玉亮 郭爽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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